中国空军的蓝天大考:驾苏30千公里时速贴大漠疾行
2014-11-13 09:45:26   来源:中国新闻网

  中国空军的蓝天大考

  在探索与蓄力多年后,中国空军打造出了体系对抗、“金飞镖”突击考核、“金头盔”空战比武三大演训品牌,在此基础上,开始了旨在打赢未来信息化空战的训练改革历程

  本刊特约撰稿/张力 本刊记者/江菲

  一张战场态势图清晰记录着对抗的全过程。

  交战从一开始就呈现“一边倒”。“红军”将作战力量偏重于右路部署,左路只留了4架战机,在前沿的两个空域巡逻待战。

  “蓝军”恰好把进攻方向放在左翼,数架远程作战飞机直扑而来,从画面上看,“红军”一侧已是大兵压境。

  然而,对抗结果公布,“蓝军”瞠目结舌:“红军”依靠早期预警信息,早已占据有利位置,作战要素密切协同,将进攻的“敌”机悉数击落。

  “红军”获胜!

  在这场被命名为“体系对抗”的中国空军最高规格的演习中,两支空军部队全方位地感受着一场现代化的实兵对抗。

  然而,倒退10年,中国空军的演习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:对抗不宣布名次,攻防按预先套路进行,打得效果如何,双方知之不深,有时也不太深究。

  “当时演练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战法。”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原副部长徐敏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就是研究出一套作战方法,用演习来验证一下。一方怎么打,另一方怎么防,事前已有限定,对抗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和完善。”

  “改变一个循序渐进、逐步发展的过程。”徐敏杰说,“而且这种改变远未结束。”

  “和平积习”的反思

  普通人很难想象空中战斗的真实状态。

  轰鸣,超音速,一闪即过的“敌”机。不断拉杆,压杆,连续翻滚。承受几倍的身体重力,天旋地转中,抓住偶然闪现的四分之一秒,按下导弹发射按钮。

  “没法描述它。”一位航空兵团长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不要相信电影中的空战场面,那基本都是唬人的。”

  “空战的魅力只有你真的参与了,闻到那种气味儿,处于那种氛围,才能感受到它。”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颜锋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那是一种刺激,一种挑战,你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,迫不及待想要把自己的思想与战机合为一体。如果非要去形容,我只能想出一个字:爽。”

  然而,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空军飞行员对这种感觉是陌生的。

  中国空军规模一直位于世界前列,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后,更是开启了中国空军逐步换装新型战斗机、升级武器装备的质变时代,逐步引进了苏-27等第三代战机。但是,战斗力呢?

  “没有办法检验。”徐敏杰坦率地说,“中国空军几十年没打过仗,除了对抗演习和考核,缺少一个可以检验战斗力的平台。”

  多年前,他曾到某航空兵团检查对地突防突击训练。“就是四平八稳地起飞,到目标机场,转两圈,打个地靶,回来。我当时就说,这是打地靶训练,不是突防突击,不是战术训练。”

  在另一个部队检查突击地空导弹基地训练时,他随口问了一句: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地空导弹?没想到,现场的人几乎答不出。“他们天天飞,都不知道突击的是什么导弹,说明敌情研究不够。”徐敏杰有些激动,“并不是说我们飞行员们技术不好。但要将技术转化为战斗力,还有漫长的过程。”

  这种情况,被描述为:“一条航线两个弹,天天围着靶场转。”远离战火淬炼的军队,有时会不自觉地会沾染上这种“和平积习”。

  但是,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开始感到压力。“没有战争,我们一丁点经验都没有……没有比拼,就没有枕戈待旦的压力,也就缺乏前进的动力,犹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。”60后飞行员孙洪喜回忆说,“某些战术课题一飞就是好几年,方法不变,套路不变,保姆式、家长式的指挥保障,让本该具有很强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空战飞行,渐渐失去了活力和狼性。”

  “作战靠的是战术素养,是飞行员感知和应对战斗态势的能力。”颜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,战斗是一个复杂的、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,在娴熟的飞行技术基础上,还要求飞行员有敏锐的洞察力、快速的判断力、高水平的执行力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好的协同配合能力。“想一想,那么快的速度,要盯着对方,自己要机动,要瞄准,要调雷达,要发射武器,身体还要承受很大压力,这么复杂的状况,反应时间也就几秒钟,平时训练不够,上去只会手忙脚乱。”

  如何达到人机合一,在未来空战中胜券在握?别无他法,只有在日常训练中尽一切努力贴近实战。

  “未来战场可能发生的,在演练场上都不算违规”

  实战化训练转型的第一个问题,是如何持久性地激发部队“想打赢、谋打赢”的斗志。

  “其实没有军队不想打赢。”空军某基地团长于昌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但是,很长一段时间,没有一个平台去证明自己。实力到底如何,自己心里也没数。”

  最现成的办法,是将原本的验证战法演习,改造成近乎未来战场的对抗平台。

  为了能够逼近战场实况,“红蓝体系对抗”的改革方案一改再改。最初,是将一个军区空军部队一分为二,作为红蓝军对抗演习。试验一段时间后,发现了问题:同一个军区,再怎样对抗,感觉都有点“左手打右手”。演习双方于是调整为一个军区空军部队与一支空军专业部队对抗。这个方案有进步,但仍有差距。军区空军部队“官儿大”,对手“放不开手脚”。左右权衡,最后的方案是,两个军区空军对抗,“级别一般高”,公平竞技,谁也不用有顾虑。

  解决了部队间对抗的心态问题后,下一步是如何让“对抗”变为“真打”。

  “用我们的话说,就是放开,放开突防高度,放开气象条件,放开网络攻防。”负责组织这一演练的某基地司令员李世福解释说,对抗开始前,只通报双方的驻地范围和基本武器装备,至于更具体的内容,比如对方的指挥部在哪里,使用什么样的雷达,部署什么样的导弹,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发现。

  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。对于沾染过“和平积习”的部队来说,从“套路”一下跨越到如此“自由”的实战演习,需要强大的心理和战术准备;对于空军训练部门来说,则需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和责任感。此外,还需要加强空军装备体系建设,以便从硬件上确保演练取得实效。这一切的完成,经历了四五个年头。

  为了解决对抗强度不够的问题,军训部认为:还需要再加上一条,评成绩、比输赢、排名次、奖能手。

  2009年,这一颇具实战味的体系对抗规则一经推出,就让基层部队“炸了窝”。

  “部队指挥员感受到了特别大的压力,谁都不愿意输。”颜锋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他所在的部队刚好参加了这一年的体系对抗,为了能赢,白天黑夜地研究对手、完善方案,全部队都进入了临战状态。

  但在李世福的印象中,这种变化只是表面的。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,由于限制了红蓝双方的信息通报,双方部队开始了战前情报侦察,以及互相保密的作战规划,由此带来的作战理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,“意义深远”。

  不少部队一时无法适应。一次,蓝军部队通过技术手段,攻破了红军的指挥系统,搞到了对方的作战计划。红军连忙举报说:“他们违规!”另一次,红军部队超低空突防时,被蓝军举报:“违规!他们的突防高度低于演习规定的最低突防高度!”还有一次,一方部队侦察到对手的地面防空导弹位置,派机轰炸,到达时导弹却已被机动走了。偷袭没成功,他们不解地到处问:这样算不算违规啊?

  “只要是未来战场可能发生的,在演练场上都不算违规。”徐敏杰回答。

  几年下来,空军参演部队终于明白:得玩儿真的。不玩儿真的,就真的会输。

  突防突击:“仿真”考核

  一架苏-30战机,以接近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,贴着大漠疾行。它不时变换姿态,左弯右绕,波浪般随着地势上下漂移,但高度始终保持在“敌人”雷达探测的盲区。

  机上雷达显示,目标就在前方。甫一冲进目标区,它瞬间仰头向上直蹿2000米,之后倒转机头,苍鹰捕食般俯冲下来。一枚炸弹从腹下冲出,直奔地面标靶。

  这是中国空军另一个实战化训练品牌——突防突击考核。  

  很长一段时间,突防突击是公众关注的盲区,也是中国空军需要提升的重要能力。

  中国空军仅有过两次对地作战的经验。一次是抗美援朝时期轰炸大和岛,另一次是1955年海陆空协同作战攻占一江山岛。

  空军指挥学院军事专家王明志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,夺取大和岛战斗虽然最终取胜了,但中国空军派出9架战斗机,被击落5架,击伤3架,十几名飞行员牺牲,“总体上是不成功的”。

  这次不成功的对地作战经历,以及后来国家整体战略的调整,使中国空军开始更多地关注防御。但一架战斗机的用武之地,并不只在空中。空中作战的本来目的,是“以空制地”————轰炸地面目标。“制空永远要服务于制地。”徐敏杰总结,“因为人生活在地上,而不是在空中。”

  在中国空军战略转型的过程中,全面提升其战略打击能力,成为一个紧迫问题。突防突击实竞赛性考核,应运而生。

  2009年,第一次施行,考核规则几近苛刻。

  第一,考核地点一律在陌生靶场——徐敏杰戏称为“敌占区”,参加考核的部队必须全建制参加。部队接到命令后,从所在机场远距离奔袭执行任务。

  第二,沿途将布防雷达组网探测,如果战机被地面雷达截获,便视为“突防失败”而淘汰。

  第三,沿途将布设地空导弹模拟攻击,不间断进行电子干扰,最终只允许有一次进攻机会。

  第四,每种弹型评出一名“突防突击能手”,分高者得。

  飞行员所能够利用的,只有三样工具:目标坐标、大比例尺航空地图一张以及目标所在地卫星照片。

  “的确很难。一边要隐蔽,一边要寻找目标,还要一次性完成攻击。”但徐敏杰最担心的,不是完成一次性进攻的成功率,而是发现不了目标。在不允许使用卫星导航设备以及地面布设强电子干扰的情况下,找不到目标是很有可能的。

  或许正是严苛的考核条件,逼出了部队的潜能。第一年考核下来,突防成功率和首次突击成功率,都超过了50%。

  “对地突防突击考核看起来对抗性不强,但难度很大,对部队的影响也不小。”多次参加这项考核的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于和杰说,“部队整建制参加考核,战友之间、部队之间都有比较,尤其是还没到靶场就被发现的,零分。谁愿意得零分呢?下了飞机都不敢和别人说话,觉得丢人。”

  为了“不丢人”,有部队与友邻地导、雷达部队合成训练,在实兵对抗中,专项研究突防技术;还有部队为了研究突击目标,把航空侦察照片贴在墙上,在地图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测量计算;还有的部队为增强自主发现目标的能力,专门向环境构设部队学习抗干扰战法。

  “金头盔”比武,空军训练史上的里程碑

  在中国空军向实战化训练转型的改革中,关键的一步,来自2011年开始的“自由空战”比武。由于它的最高奖品是一顶金色头盔,也被称为“金头盔”比武。

  “这其中的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。”徐敏杰说,“研究未来信息化空战,我们发现必须提升体系作战能力,又必须以提高对地打击能力和制空能力为基础,于是开始了突防突击考核,和自由空战考核。”

  也有人提出,现代空战中,贴身“肉搏”已经过时,时髦的是超视距空战。双方在肉眼看不到时已经“干掉”对方或被“干掉了”。近距离空战的训练,意义不大。

  作为“自由空战”考核的早期发起人之一,徐敏杰不这样认为。“超视距空战面临很多难题。第一,你能攻击我,我也能攻击你,为了不被攻击,双方都会实施规避;第二,双方都会实施电子干扰,很可能谁也看不见谁;第三,相距几十公里,识别对方是敌军是友军,非常困难,因此不能贸然开战。”

  势均力敌时,超视距空战的成功率不高,势必会越打越近,最终转化为近距离空战。

  加强自由空战训练的更直接触动,来自感性体验。

  “在联合军演或对外交流中,看到外军一些尖子飞行员的表现,娴熟的动作、面对风险的从容,以及飞行过程中表现出的自信,令人敬佩。”多次参与国际交流的飞行员王乐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而最能反映一个飞行员个人实力的,就是自由空战。”

  但当要在空战训练中给予飞行员更大“自由”时,遇到了难题——安全。

  战斗机在空中速度极快,为避免相撞,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空军沿用相对保守的训练方式:甲机和乙机在空战对抗中,强调保持一定的高度差。

  如何既能有“自由”又不失安全,2010年,空军军训部选择一个单位先行试点。

  事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原来怕相撞,认为取消高度差将极为危险,可一旦下定决心研究解决,发现办法其实很多。比如:近距离接近时保持高度差,一旦有一方报告目视发现,便可立即取消高度差,由飞行员自行决定战术;没有高度差的迎头飞行,到了必须各自转弯规避的时机,可自行实施规避……

  大半年后,基本规则确立。空军各部队派出至少4名代表,参加骨干培训,之后回到本部队传帮带。

  之后,徐敏杰主持,成立一个研讨小组,更具体地研究严密的交战规则、协同规则和安全规则。四个月后,一套系统的对抗空战考核方案出台。

  徐敏杰带着方案到每一个部队去征求意见。“是征求意见,也是沟通和推广。”他说,“取消高度差的空战对抗是个质变,这样做就是告诉大家,我们下定了决心。”

  为了更好地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,在时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亢卫民的提议下,“金头盔”成为“自由空战”考核的最高奖项。

  2011年10月,第一届“金头盔”比武开战,12支部队的108名歼击机飞行员,成为空中“自由搏击”的第一批先行者。

  没人想到,战况是颠覆性的。一支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过辉煌战绩、最早装备新型战机的部队,输给了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部队,而且是大比分落后。

  对抗一打响,评委们就发现,该部队的战斗机“只有招架之功,没有还手之力”。该部队飞行员许利强回忆,一上天,耳机便不断传来“敌跟踪”“敌告警”的雷达警告,自己奋力采取机动措施,仍然无法扭转被动态势。

  原来,比武前的准备阶段,对手部队就请来电子对抗专家,对如何使用电子干扰做了专项研究。“电子干扰的使用有许多技巧。”空军电抗专家刘璘解释说,干扰对方的同时,自己也会受到对手的干扰,因此需要非常细致地控制干扰的时间,并学会与武器使用相互配合。

  “被电子干扰的飞行员,在雷达屏显上看到的只是一片雪花,不只发射不了导弹,连目标也看不到,和瞎子没两样。”他说,“但也不是一点儿办法没有。比如立刻机动,采取台阶式、曲线式飞行,就可能突破干扰。这些都需要下功夫训练。”

  显然,“王牌”部队没有下够他们的功夫。第一个比武日结束,他们以59:166的大比分败北,所有选手首轮被淘汰。许利强后来回忆,那一天晚上,大家难过得连饭都不想吃,被首长硬逼着去吃了饭,有人在饭桌上就哭了起来。“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,真是又悲又伤。”他说,“那一刻,真正体会到了战败是军人的最大耻辱。”

  更深刻的颠覆,发生在飞行员的内心。

  一位飞行员用“后怕之后的窃喜”形容他的感受,“后怕的是我们曾那样自我感觉良好;窃喜的是终于看到了差距,找到了实实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敲门砖……”

  另一位飞行员则认为:“没有打过‘金头盔’,你的战术思想只是你们单位的战术思想,打过后,就成为自己与对手战术思想的融合。”

  飞行员们的反馈震动了空军司令部。一位空军领导指出:这次空战考核,在空军训练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。

  自我否定中,探求制胜之道

  时间到了2014年6月。颜锋率领所在部队再次参加“突防突击”考核。为了便于普及推广,这项考核在今年被正式将命名为“金飞镖”比武。

  颜锋充满信心。尽管这是近年来最富挑战的一次突防突击考核。

  放开突防高度、导弹全程拦截等,这些都还在他意料之中。最让他挠头的是靶标本身。他需要击中的,是一辆吉普车——不是空旷场地中孤零零的一辆吉普车,而是在一个靶场内的众多吉普车模型中指定的那一辆。“从两三千米的高空看,就是个小黑点儿。”

  事实上,这最初就是他的主意。“大目标,大家都能打中,有什么意思?要比试就打最难的。”他极力建议,最后竟然被采纳了。

  他渴望这次挑战,带着部队,仔细准备了一个多月,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研究。比如,为了锻炼陌生环境的目标搜索能力,专门在野外放置小型靶标,出机搜索;为了练习小靶标的瞄准射击能力,制作了许多同样大小的靶标,反复练习;为了对考核靶场的自然环境有所适应,他们还专门长距离奔袭,到靶场附近的机场转场训练。

  但他没想到,考核那天,靶场刮起了一阵大侧风。若是大一点儿的目标,风对实弹飞行曲线的影响还可忽略不计,偏偏目标是辆吉普车。

  “我没打中。”颜锋红着脸笑,勉强说出了他的分数:3分。“我带队,第一个就没打好。幸亏我们团长收尾的一弹打中了,不然可就全军覆没了。”

  但他很快赶走了遗憾的情绪。“我还是觉得这样是对的。每个靶都能打中,容易自我感觉良好,反倒不能保持清醒。”

  这恰好是空军打造三大演训品牌——体系对抗、突防突击、自由空战——的目标:不是为了显示肌肉,而是为了找到与未来战争的差距,激发部队刻苦训练的动力。

  率先找到这种动力的,是那支铩羽而归的王牌劲旅。

  第一届“金头盔”比武失利后,该部队开展了几个月的反思检讨,严抓实战化训练,即使轮训期间也不忘搞空战对抗。许利强回忆说,他和战友们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,高强度大过载的飞行,让飞行员们的腿上留下许多“血点”。落地后,大家对着飞参,一个个抠细节找问题,再带着问题去飞行验证,“连做梦都在背数据”。

  2012年“金头盔”再战,该部队夺取第一个团体冠军;2013年,该部队三个团全部参加,获得三个团体冠军。迄今为止,这支部队成为“金头盔”比武的最大赢家之一。

  考核比武还激起了二代机部队的斗志。

  三代机列装中国空军后,不少人认为,二代机终将淘汰,不需要再刻苦训练了。老机团和新机团同时参加会议,老机飞行员都会“自觉地”坐在后面,完全没有新机飞行员的昂扬气场。在最初的考核比武中,二代机部队也往往只能垫底。

  但沈阳军区空军有一支二代机部队,却为此展开了全团讨论:老旧战机在现代战场真的没有作为吗?

  “战争随时可能打响,对手可不会等我们有了新装备才发起进攻。”“打败对手的办法有很多,只要找对敌人的破绽,同样能打胜仗……”讨论结果是:一支部队无法选择装备,但应尽一切努力,将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。

  就在今年的“突击吉普车”考核中,这支部队派出8架飞机,长途奔袭,全部突防成功;地面攻击,首枚即中,弹无虚发,一举夺魁。

  大家的确都开始“动真格”了。新的战术打法,更有针对性的武器使用技巧,以及此前没有被发现的战术技术,频频出现。

  最有趣的“动真格的”,出现在体系对抗的情报侦察阶段。为了搞到对方的情报,照相侦察,电子侦察,网络侦察,能用的招儿几乎都用上了。

  当然也必须有反侦察。“部队入驻前,先派人全面检查驻地房间,看有没有摄像头窃听器,检查各种线路是否被破坏,能想多细就做多细。”颜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只要召开作战会议,门口必派人站岗,闲杂人等,一律不得进入。”

  一次,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,穿着同样的演习服装,总是打听东打听西,感到蹊跷。各兵种之间互相询问:这是你们部队的吗?问了一圈,没人认识。

  “嘿,抓起来!”他们恍然大悟,“是间谍。”

  “战争使人变得聪明,贴近实战的训练同样使人变得智慧,而且能孕育一种军人特有的尚武精神。”徐敏杰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没人能够预测未来战争的具体模样,但我们可以在‘科学求实练为战’的理念下,通过常态化、实战化的训练和考核,不断发现和弥补自身在理念、组训、指挥、保障以及装备上的不足,从而找到一条立足现有条件的胜战之道。”

  对中国空军来说,这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代,才刚刚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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